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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的社会主张是什么？他们与阉党的斗争反映了什么问题？
东林党人的社会主张是：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
换句话说，万历、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人是由一群高举道德旗帜的官员、士子等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团体，专门对大明朝其他读书人（非东林党的官员及非官员）搞道德绑架，灌输“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的政治理念。
如果有人做不到，在东林党人的眼里就属于异类，必须排除在外。所以他们才会在万历年间利用京察来排除异己！
道德绑架讨不讨厌？南宋由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就已经让人痛恨不已，现在到了大明朝居然又来这一套。
如果是在朱元璋时期还好说，但偏偏是在明末这个社会风气相对开放、自由、奢靡的时代，东林党人还试图用这种愚弄人的价值观去约束朝堂，期望人人都能做一个道德君子。这种严重违背社会环境的做法，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正因为如此，才激发了东林对立面的政治势力的诞生，万历时期为浙党、齐党、楚党等，天启时期为阉党！
那么，为何在万历、天启时期会出现东林党这种相对偏激的思想团体呢？关键在于明末思想大爆炸！
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是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到了两宋时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在明朝中期（正德、嘉靖时期）又出现了王学（王阳明学说），但程朱理学和王学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发展和继承。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又有各自的思想，这样就会导致读书人的思想混乱。
如程朱理学“究也率流而据，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王学“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读书人这种不坚定的毫无信仰的率性而为，在东林创始人顾宪成看来会造成天下动荡，这样不利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局观，所以必须救世，必须尊孔，而朱熹理学和王阳明王学都是可以批判的。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
在顾宪成看来，救世之举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么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
而且此时的大明朝正处于西学东渐时期，西方文明通过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和儒家学者接触，这种外来的思想进一步加大了顾宪成、高攀龙等明朝传统士大夫们的警惕。
所以为了正本清源，顾宪成才会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讲学，以保证儒家的纯粹性和血统高贵性！
正因为如此，东林党在治国的过程中（主要是天启年间）过分强调思想上的纯洁性，加上他们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才会把那些思想上不跟东林一致的官员排斥在外，而且作为道德君子的他们自然也看不惯宦官在面前说三道四。
在这样的气氛刺激下，也就催生了以魏忠贤为首的，以和东林党思想不一致的官员为骨干的阉党组织，成为明末最大的党争案！
但事实上，万历、天启两朝的东林党，是真正的君子，是道德审判的文化组织，而不是政治改革的士大夫集团。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人眼里看东林党只知道争权夺利，而提不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治国方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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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的主张跟他们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深究东林党的历史，会发现其实他们是一帮代表了城镇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地主利益的政治团体。
东林党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反对内阁垄断政权和排斥其他政治势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贵族、大宦官的政治权力，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内阁权势。要求地方势力可以参加政权并加重地方官的权势。
之所以这么干，也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决定的。自从弘治朝开始，内阁的权力就进入了一个爆炸阶段，基本上外朝的人都要看内阁的眼色行事，不然就是就会被内阁排挤出政治圈。这点在嘉靖朝严嵩当首辅的时候达到高峰，随后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内阁的首辅们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去排挤地方，打击不同的政治势力。利用京察制度排挤反对派，不补缺官员来削弱现有的反对派势力。
这也不是空口无凭，在1595年内阁曾以“附和结党，抗造君命”的罪名，一次几乎就把所有的南北雨京的言官降职调外或被判罚奉，其他在赵南星京察事件，李三才事件，争立太子事件，争矿税事件中也大批地罢免排斥各种反对派。
在经济方面，东林党认为：应该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矿监税使的掠夺, 要求有限度的定额税收政策，要求乡村与城市平均负担纳税品。并主张开垦荒田，兴修水利。
在苏州织工反税以及一系列城镇中产阶级反对矿税的运动，成为了东林党威胁贵族大地主的根据，如果不能够减税，那么就随时都有可能激起一场席卷大明的抗税起义。
当然，你光反对是不够的，还有相应的政治建设性意见来代替才行，这点东林党人也是考虑到了，时任御史的秦懋义提出具体建议是:
“查邸报万腾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雨年顺天之所解进者共四万余雨，或秋盈而夏箱，或彼多而此少。臣按岁而派分之，则每岁可二万者其大都也。山东則解二万四千余雨，每岁可能一万，而河南、山西各解二万两，每岁可得八九下雨。浙江兆解二千两，每岁可得八九百两，敲即此定额，责戒焦按，合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开朵银两名色，如数勒限进，怠缓者罚无赦。若开采已完，而无砂可采者，即将坐落地方，夫费抵解，又不然则量派该省，稍稍如额而止”。
这个意见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要求把无止境增长的税银定额固定下来，一个是要求把开采榷税之权由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这样的建议也未被贵族大地主所采用。但事实上，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贵族所接纳。
因为接二连三的政治碰壁，让东林党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独断大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东林党改变了大明，而是大明的政治局势改变了东林党。东林党人在最初都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所以他们眼中容不得其他派系油头滑面的官员，任何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官员，最后都被排挤出政治核心。
作为皇帝，万历是已经放弃了和东林党继续斗争，索性在最后的两年把烂摊子扔给了这些个文官党派。而泰昌帝本是支持东林党的，如果他能够在位至少五年，那么东林党或可真有很大的政治作为。然而泰昌帝的死，让大明的政局再次发生了变动。
于是嗅到政治讯息的先前被排挤出朝堂的齐楚浙三党开始报团取暖，和被东林党所鄙视的宦官、贵族联合在一起，组成了阉党。并且于天启五年，扳倒了东林党的阵营。而在这五年的斗争中，东林党并没有实施过什么特别的整治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除了废除矿税以外，在没有什么可以缓解民生的手段。
也是说长期的党争已经使得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最初那个为中产阶级谋取政治权力的政治团体，变成了只会在道德上分派系的政治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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