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法律讲堂 王安石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法律讲堂 王安石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王安石责任与担当的事例？
“答司马谏议书”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写给当时的朝廷谏议大夫司马光的一封辩驳性回信。司马光博古通今、学识深厚,尤以主编“资治通鉴”而闻名后世,但在政治上他却墨守陈规,成为朝堂内外保守官员的领军人物。他写信历数改革之弊,指责王安石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
在这篇辩驳性的回信中,王安石并没有因为司马光身居高位且声望隆盛而妥协退让。相反,对于司马光指责改革的言论,王安石针锋相对逐条对其予以驳斥:“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也就是说,王安石认为,修改法律、整顿吏治、调整税收、批驳奸臣,都是变法图强之策,根本不存在司马光责难的那些问题。
王安石不但驳斥了司马光的种种指责,而且还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关于为官必须“大有为”、必须“膏泽斯民”的观点:“如君实(即司马光)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您责备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我就不敢领教的了。)
王安石论津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
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
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法律讲堂 王安石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法律讲堂 王安石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