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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陋轩别称？
何陋轩没有别称，是王守仁初来修文时的居穴。当时龙场(修文)老百姓见王守仁住在这既阴又湿的石洞中，便伐木为王守仁修建屋宇。居住室名何陋轩由王守仁当年所取名称。
当地百姓对王阳明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为他伐木修建房屋。房屋虽然简陋，但可遮风避雨。这些与他非亲非故的人，给他无私的援助，使他非常感动，感受到人间确有真情在，萌发了“致良知”的思想。
感动之余，他欣然写了一篇《何陋轩记》，取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将此住室命名为“何陋轩”。
宋朝重文治使经济繁荣国泰明安，灭亡的原因是真的在轻于武制吗？
“祟文抑武”政策导致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下，“军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地腐蚀，优秀人才也不再愿踏入军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从军为耻的观念。于是，宋代形成重文而轻武的时代风尚，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严重的腐蚀，以往积极进取、勇于扩张的理念也自然淡化。这些影响导致宋朝在对外战争中进攻的能力严重不足。
宋朝虽然对外进攻的能力严重不足，但是防守能力还是可以的。如果朝政清明，外患并不足以导致其灭亡。北宋的灭亡原因——靖康之变，其实就是当时的皇帝+顶层官僚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蠢死的。在“靖康之变”中，金兵两度兵临汴梁。第一次在主战派李纲等人的积极抵抗中金兵被迫撤退，但是北宋朝廷不但不趁此良机积极布防，还把主战派尽数贬出朝堂。第二次金兵兵临汴梁，朝中君臣竟然一意求和，不思防守，甚至搞出“道士作法请天兵防守”“君主亲往敌营求和”的荒唐事。南宋建立过程中与金兵的战事，足以证明宋军的防守战力。南宋时期在对抗蒙古的过程中，襄樊、钓鱼堡等地的防守让横行欧亚的蒙古军十余年难以逾越，更足以体现宋军的防守能力非凡。如果南宋君明臣贤，及时支援襄樊，恐怕宋蒙长期对峙的局面就要形成。
所以两宋的灭亡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而是“来自上层的腐朽”
经济繁荣是真的，国泰民安就说不上了。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山贼草寇遍地都是。我认为灭亡的原因，主要是对手太强了。辽，金，夏，蒙元，都有精锐骑兵，国家政权也非常成熟宋哪一个都打不过。宋是防守可以，一到进攻野战，就完蛋。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看一下视频里强大的蒙古骑兵，在他们巅峰的年代谁能阻挡他们的步伐。宋坚持到了最后，算不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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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大概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但偏偏让我沉醉其中，难以自拔，浮想联翩，流连忘返……几番沉吟，终不舍离开；待要下笔，却又觉浩浩荡荡，竟然不知从何写起。故只能勉强为之，贻笑方家。
- 从两千多年各个朝代更迭的历史来看：兴于什么，亡于什么。
- 从两千多年朝代更迭的脉络来看，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或者历史的优化选择，就是文官政治。宋朝最大的历史成就是：优待文官；最大的败笔是文官优待太过导致政治失衡。
- 祖制的熵增。孝文化使得皇朝祖制天然具备贯穿皇朝始终的特性。维护祖制的利益集团就是祖制的熵增。在偶然的时间爆发出来，考验后继者的水平，宋朝得以南迁，只因外敌力量不足。
粗略观史，以求自洽。
《庄子》有言：“善泳者溺，善骑者堕”。民间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尝没有道理。
姑且观之。
秦：
自商鞅变法，以耕战兴国。吞灭六国的过程，也是精锐秦军消耗的过程。始皇征岭南，精兵已然不足。待始皇薨，戍卒起，竟无军镇压。
秦国盛于耕战，终因六国之民无法忍受而起兵反抗。
秦始皇奋几代余威一统天下，消耗大于积累，后继者终不能镇压天下。
西汉：
高祖得吕氏而兴，终亡于外戚。
吕氏被诛，外戚势大有风险。霍光族灭，王莽起而灭西汉。
高祖分封刘姓王，汉武推恩得延续。
皇亲国戚贯穿皇朝历史，根基在于皇帝本身。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激烈转为平淡，宋朝已经成功。
东汉：
光武得豪强而成，终亡于豪强。也有说法，因谶纬而兴，亡于谶纬。
《史记》以人物做传的历史写法，既是时代的反映，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经历过战国、秦末、七国之乱等战争，能挺过来的贵族豪强，都格外珍视家族文化和历史。
《后汉书•刘歆传》中记载，刘歆因在家传古书中读过刘秀得天下，就改名刘秀（其时光武帝才周岁），后终因不奈起兵造反被王莽镇压。光武帝刘秀得天下堪称传奇，当代人甚至称其为位面之子。
东汉末年，“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流传天下，袁术字公路，自诩得谶语之助，又得了传国玉玺，耐不住称帝，被灭。后有人怂恿魏王曹丕应谶语称帝，东汉灭亡。
东汉得豪强而成，光武帝刘秀手段温和，豪强势大，后继之君依靠外戚宦官，朝廷动荡。豪强在地方为所欲为，不恤百姓，为黄巾所趁。地方豪强也因黄巾之乱而形成武装，直到隋唐。
隋：
隋文帝得关陇集团支持称帝。
杨广因关陇集团反叛被迫巡游江都，得江南之助也死于江南。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争，产生了很多将门家族，尤以关陇集团最为势大，多胡姓。隋文帝杨坚出身将门，但政治水平高，以外戚身份得其助力建立隋朝，一统天下后，国势强盛，突厥被分裂后更无法抗衡。
杨广雄才大略，开运河，建洛阳，三征高句丽，消耗国力，而关陇集团受损颇重，终于酿成叛乱，离心离德，被弑杀于江都。
唐：
因胡族血统得突厥和关陇集团支持，得以一统天下。终因过于信任异族一败于安禄山；太宗培养了吐蕃，唐肃宗借外族之兵平叛，却遭吐蕃等劫掠；死性不改，沙陀乱西北，直到蒙元。可以说，因胡兴，因胡败。
关陇集团经历过改朝换代和玄武门之变，逐步没落。
乱世和异族给了佛教兴盛的机会，李渊认老子为祖，以求平衡。佛教直到经过三武一宗灭佛后，才在宋朝开始真正融入华夏文明。
五姓七家没了关中军功集团的压制逐渐势大。原本用来对付关陇集团的科举制，这时也被用来对付世家。武则天时，世家被打压到几乎不复存在。
玄宗后期，过于信任胡将，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蹶不振。汉人被动地民族融合，损失惨重不差于南北朝，客观上提高了周边异族的文明。宋朝只能守中原，根在于此。
宋：
兴于文，灭于文。
赵匡胤出身将门，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点检作天子”的谶语，对将门有太多的猜忌，选择了“杯酒释兵权”，选择了优待士大夫。祖制立下，文华大兴，同时，不得不吞下武功不振的苦果。
在士大夫当政的宋朝，豪强、军功、宗教、皇亲国戚、宦官等势力，几乎没有危及朝政的机会，当然，徽宗朝除外。也就是说，宋朝是士大夫独大。
士大夫是文人，文人不一定是士大夫。没有大夫的散官，不是士大夫，即便科举中了状元也不是，至少暂时不是。因此，宋朝的文官政治，仅是士大夫独大的政治，并不是当代意义的文官政治。
这无损其进步意义，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后的结果。
士大夫独大发展到极致，同样危害不小。比如，羞辱武将：韩琦杀大将焦用，狄青争辩，韩琦羞辱狄青说“东华门外唱名者乃好儿”。再如，君子小人之争：吕夷简擅理朝政，欧阳修攻讦其为小人，终开党争。
士大夫独大的文官政治，纠错同样很难。仁宗时，田税枯竭，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自身遭贬。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实行起来一团糟，一旦遭贬，几乎全部废除。士大夫中不是没有俊杰，相反，星多了，相互攻讦的结果就是党争，谁也做不了事情。
当然，宋朝士大夫独大的文官政治，不是我们简单概括所能周详，历史继续演变，实践中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回到问题上来，宋朝的武制，是从属于士大夫独大政治的，武将没有独立的用兵权。所以，宋朝灭亡的原因不是轻于武制，因为宋朝压根就没有独立的武制。
那么，宋朝灭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宋朝亡于士大夫独大。
- 士大夫组成的朝廷不修武备
- 士大夫组成的朝廷战略失败
- 士大夫独大必然排挤其他精英
- 士大夫组成的朝廷对内统治严密
- 朝廷损兵折将后惊慌失措
- 各阶层起来抗争时为时已晚
- 抗争者不能形成合力，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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